从“六普”到“七普” 新发展阶段我国人口问题的三大特征趋势

人口问题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5月中旬，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以下简称“‘七普’数据”)发布。结果显示， 我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10年间，我国人口的主要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历程，也符合人口自身发展趋势和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普查数据也反映出我国人口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

从“六普”到“七普”，我国人口状况发生了重大转向。总结“七普”数据的特征和趋势，全面摸清我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最新情况，有助于准确把握人口增长、劳动力供给、流动人口变化情况，有助于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特征一：城镇化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10年间增长了将近70%。从流向上看，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

“城镇化率和人口流动规模的大幅度提高，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表示，尤其是一些相对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相互叠加，产生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以及城市间流动的动力。

专家认为，应客观看待人口集聚趋势。特别是在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后，人口集中对现代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就表示，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所在，每年上千万的农村人口进城，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持续释放巨大内需潜能，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陆铭建议，人口流入地要做好增量规划，人口流出地要做好减量规划。他表示，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人口流入地实施了收紧的规划，甚至是减量的规划，在人口流出地却是大量鼓励投资。对于这类传统的体制和政策所导致的一些不可持续的问题，应充分进行研究，出台相关政策以适应未来将长期存在的人口和经济空间格局大调整的趋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也表示，人口发展的地区差异、人口分布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将长期存在。不同省份在生育水平、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城镇化率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人口发展新规律，加强对重点人群、重点地区人口发展的关注和支持力度，深化人口统计和管理制度改革，从文化、社会等角度全方位适应人口发展的需要。

特征二：少子化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出生人口数为1200万人，而2016年至2019年出生人口分别是1786万人、1723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出生人口规模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为1.3，远低于更替水平2.1，也低于“低生育率陷阱”警戒线1.5。

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三孩政策对人口动态、家庭行为、社会心理和民风习俗的改变，将是一个循序渐进、长期渗透、逐渐强化的过程。在这个长期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和内部结构都将随之有所变化。三孩政策的长期经济影响将体现在四个维度。”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第一，三孩政策有望延缓人达峰，为应对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有利条件;第二，三孩政策有望提振生育率，进一步挖掘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潜能;第三，三孩政策有望提升幸福感，为优化老有所养和性别比例创造更多可能;第四，三孩政策展现政策连续性，增强改革开放再出发和大变局中开新局的长期信心。

除生育政策调整外，专家们表示，唯有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人口政策持续放开的长期正面影响才有望持续强化，最终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

在生育、教育、就业、医疗等具体问题上，东吴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提出应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的建议。他表示，应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同时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此外，还应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从国际经验来看，出生人口数量降低的大走向不会根本改变，总人口数趋于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基本面也不会根本改变。在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认为，不能指望生育率的实质性回升。但是，优化生育政策，特别是加快推进自主生育仍然是有意义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努力在降低孩子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方面，推出真金白银和精准到位的“硬措施”。

特征三：老龄化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比重达到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比重达到13.50%。2010年至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10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个和2.72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杜鹏认为，社会经济发展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服务、促进性别平等、增进社会福利等多方面进步，促进了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实现了人口转变，最终推动了人口老龄化。

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现象，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认为，应当全面、客观地来看待。一是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较大。总体上看，我国就业压力依然不小。二是虽然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但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劳动者技能要求将日益提高。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三是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力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建议，积极应对老龄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鼓励生育，努力促使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二是逐渐延长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轻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三是完善老年社会保险制度;四是努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他们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的潜力较大;五是弘扬我国尊老孝老的优秀文化传统;六是构建以自我养老服务为基础、家庭养老服务为依托、社会养老服务为补充、政府养老服务为兜底的养老服务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因此，专家建议，如果能够普遍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大幅增加中高端人才比例，最大限度地释放人才红利，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稳健发展，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发生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