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变化呈现一些新动向。预计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国人口总量将很快达峰，人口数量红利进一步减弱，老龄化继续加剧，人口进一步向发达区域、城市群集中。人口结构转变由此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劳动力减少将带动经济增速下滑，但人口总量减少可能使就业压力、资源环境压力有所缓解，老龄化将带来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人口素质提高有利于“工程师红利”释放、促进我国科技进步，人口进一步向发达区域、城市群集中等要求加强配套公共服务供给。为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的影响，建议全面实施支持配套政策促进大力生育，以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发挥好老年人的余热和“工程师红利”，以更好发挥现有劳动力的潜能;围绕人口流向加大配套公共服务保障，特别是顺应人口流向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不断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适应人口结构转变引导促进养老、育幼等产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高质的相关消费需求。

我国人口结构变化需重点关注的新动向

(一)人口总量仍在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人口数量为141178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7205万人，增长5.38%，2010年到2020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与2000年到2010年0.57%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相比，增速有所放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最慢的十年。

虽然2015年10月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此后出生人口有所回升，但近年来，由于受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增长势能进一步减弱。考虑到育龄妇女规模在减小、结构在老化、全社会生育意愿降低等，预计未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降低已成必然，我国人口总量负增长为期不远，预计我国人口总量即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

(二)劳动年龄人口明显减少但素质改善。“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8.8亿人，较2010年减少4000多万人，并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有所下降。2020年我国人口抚养比(0-14周岁与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加总与15~64周岁人口数之比)为45.9%，较2010年上升了11.7个百分点，“少子化”“老龄化”特征加剧。其中，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16.6%提高到2020年的17.95%。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9.3%)，但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9.3%)。此外，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到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2000~2010这个10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个和2.72个百分点。并且，随着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60后”群体步入退休年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劳动力成本将进一步提高，人口数量红利进入尾声。

劳动年龄人口变化值得关注的亮点是：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比例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明显提升。“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上升为15088人。我国人口素质的这种大幅提升，是多年所未有的。

(三)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集聚。“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9%，比2010年提高了14.2个百分点，与2000年至2010年提高约13.5个百分点相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近十年间的提升速度有所加快。从人口的地区流向看，人口向经济发达的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主要原因是户籍改革促使人口流动性大幅增强，且发达地区、城市群的配套公共服务等持续改善，接纳外来人口的政策有序放开，使得人口向发达区域、城市群流动的成本大幅降低。按照这种态势，预计我国“十四五”时期的城镇化率将突破65%，人口还将进一步向发达区域、城市群等集聚。

(四)人口“少子化”现象加剧的主要原因。从国际经验看，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生活方式和生育观念的转变，低生育以及由此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正在成为我国面临的突出人口问题。初步看，过去十年我国人口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变得日益突出的主要原因在于：生育妇女规模减小、婚育年龄推迟和全社会的生育意愿总体有所降低。一是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降。“十三五”时期，我国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年均减少340万人，2020年同比减少366万人，这种减少速度和规模是我国过去多年比较少见的。二是婚育年龄推迟造成当期生育的妇女数减少。2006年至2016年，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从23.6岁、24.3岁推迟到26.3岁和26.9岁，20~34岁的女性在婚比例从75.0%下降到67.3%。此外，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7年下降，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至2020年的813万对，减少约40%。三是全社会的生育意愿总体有所降低。“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处于较低水平，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生育水平虽出现短期回升，但之后逐渐下行，在低水平徘徊。

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

劳动力总量减少可能带来潜在增长率放缓，但同时也可能会使就业、资源环境压力减小;老龄化一般会带来全民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总体上会增加全社会养老成本，而且一般会不利于资本形成;劳动力素质提升有利于“工程师红利”的释放，促进国家科技进步;人口向发达地区、城市群集聚会要求加大相应的配套的公共服务保障等。

(一)劳动力减少可能带来经济增长率放缓但也有益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的增加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力人口数量的下降，一般会压低潜在经济增速。劳动力年龄人口减少，一方面，会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上升，从而导致相关产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等国，这种现象在近年来已在发生;另一方面，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总体的就业压力，但结构性就业压力可能会有所凸显。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日益提高，岗位供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可能将成为未来就业的主要问题。此外，人口总量即将达峰，意味着我国可能不久将实现人口对资源、环境等的消耗总量会有所减少，总体上将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生态的压力，有利于实现碳达峰。

(二)老龄化可能会带来总体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总体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抑制作用。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对国民总储蓄率、消费结构等产生直接重要影响。过去较长时期，我国人口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具有相对生产多、消费少的特点，而非劳动年龄的少儿、老人则具有相对消费多、生产少的特点，由此导致居民储蓄率高而消费率低。我国居民储蓄在国民储蓄中占较大比重，由此使我国过去在较长时间内的整体储蓄率较高。从国际经验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提升，国民总储蓄率一般会逐步下降，人口老龄化成为影响储蓄率最突出的因素。自2008年以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开始出现趋势性下降。据统计，2019年，我国总储蓄率下降至44.6%，连续九年处于下行区间，较2010年阶段性的峰值51.8%下降了7.2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行为也会产生影响，由于老龄人口的消费倾向总体上显著低于年轻群体，老龄化会使全社会的总消费倾向有所下降。随着老龄化水平上升，与工作相关的消费如衣着消费、交通通信消费和文化娱乐消费会有所下降，而医疗、健康等与老年人更相关的消费支出则可能明显上升，并且对健康管理和财富管理等需求将日益上升，都会带来相应支出增加。

此外，老龄化加快将不断加重财政及社会保障的压力。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家庭养老负担增加，意味着创造财富的人少了，参与再分配的人口变多了，基本公共服务需要保障的群体增多了，总体上会使家庭和全社会的养老保障的财务压力加大。

(三)劳动力素质提升将带来“工程师红利”和科技进步。我国经济已经到了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结构正在向中高端迈进，也正在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如今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由2010年的8930人上升到2020年的15467人，人口素质的这种极大改善为科技进步和大规模的应用普及提供了人才基础。2018年，中国高校理工科毕业人数是美国理工科高校毕业人数的6.5倍以上，2019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已达到834万人，毕业的理工科学生数以百万计。中国的工程师年均增速超过同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处于高收入阶段的美国，且增量规模庞大，每年都有一大批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工程师红利”释放会极大地促进产业升级。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更充分发挥，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综合施策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之后，虽然生育政策调整完善步伐明显加大、加快，但由于育龄妇女规模减小和结构老化、离婚不婚率上升等，出生人口数量持续走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由于经济负担重等制约而想生不敢生。为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的现实迫切性空前凸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其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又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近年来的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都旨在尽快扭转我国人口“少子化”趋势。为有效应对“少子化”“老龄化”给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应系统谋划落实好相关举措。

(一)做大人口增量，全面实施支持配套政策促进生育。应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应进一步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加快完善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具体措施上建议：

应加大教育医疗投入，建立健全差异化的经济补贴和个税抵扣政策，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进一步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一定补助鼓励等。进一步加强生育的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等。

(二)做优人口存量，释放老年人余热和“工程师红利”。老年人口质量不断提高，延迟退休能够更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余热。应加快构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体系，探索推行弹性退休制度，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引导鼓励老龄人口延迟退休。应推广终身学习理念，建立终身学习制度，加强老年再就业职业技能培训。

应进一步加强理工科教育，加强科技人才培养，提升理工科教育培训质量，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体制机制，更好实现产学研用对接。不断提升人口技能素质，挖掘人口质量红利，促进“工程师红利”高效释放。应进一步优化完善科研管理体制，给科研人员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充分释放其探索创新活力，将潜在的“工程师红利”变为现实。

(三)做好系统配套，围绕人口流向提升公共服务保障。应顺应人口流动趋势，进一步放宽人口流入区落户政策，进一步完善保障政策落地的机制，深化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税政策等。鼓励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基建投资等城市公共资源适度向更多吸引农业转移人口的地区和城市倾斜。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城市的精细化管理能力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加强对收缩型中小城市人口的人力资源培训投入，控制收缩型中小城市中的更新扩建规模，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供给向重点城区和地区集中。

应不断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全国统筹，加快推动各地各级政府尽可能地提高养老、医疗保险的统筹层次，提升基本养老金待遇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可考虑将现有制度整合成个人缴费相关的养老金、单位补充养老金、个人养老储蓄等多个层次叠加的老年收入保障体系，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的第二、第三支柱。

应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提高老年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水平，打造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应加快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框架，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大力支持引导老年服务产业和配套产业发展。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