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恐”到自信的“乡村CEO”——大学生到农村的成长之路

“距离我家到上班地点，骑电动车大概10分钟就到了。”通勤的便捷性，成为吸引惠敏于2020年12月回到农村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她在福安村担任“乡村CEO”，该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

在河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2019年6月，杜晨红就跟当时的同学、如今的爱人一同前往北京市平谷区的农村养鸡。由于学的是畜牧专业，也在养殖场实习过，当时她对即将到养鸡场工作，其实并没有抱有太高预期，反倒是到养殖场区之后，现代化、数字化的养殖环境，让她震惊不已。

在去到萝卜山自然村之前，黄珂巍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然而，他还是选择2022年1月正式加入“萝卜山乡村CEO团队”，尽管萝卜山自然村所在的云南省临沧市是其一直生活的城市。这小半年下来，他认为，大学生到农村并不会“屈才”，反而并不适合有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只有那些有社会经验、有责任感，至少得有学习能力的人，在农村才可能会如鱼得水。

尽管专业不同，工作地域也不同，但惠敏、杜晨红、黄珂巍这些近年来毕业的大学生，或是出于就业选择，或是出于专业考虑，还有出于理想主义，都不约而同选择到农村工作。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包括大学生在内的返乡下乡就业、创业群体，开始不断增加，他们运用聪明才智，为改变农村发挥着光和热，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收获了成长。随着2022年毕业季的到来，今年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1000万，成为“最难就业季”，或许从同时代的毕业生经历中，有些人可能会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从“社恐”到自信的“CEO”

两年前，在昆明市读大学的惠敏面临着毕业焦虑。尽管也备考了一些体制内的工作，但并未如愿。更为重要的是，2020年受新冠疫情波及，大学生就业压力较大。直到2020年10月，当看到官方推送的一则“乡村CEO”招聘信息后，惠敏就果断投了简历，“当时想着，先工作再说”。

关于“乡村CEO”，她解释称，相当于“农村职业经理人”，与村集体公司签订就业合同。在福安村，“乡村CEO”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由乡镇级领导、村组干部、乡村CEO等共同组成的“乡村振兴CEO研讨组”，以团队的形式来推动工作。

2013年，昆明福安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8年，村子正式挂牌“中国传统村落”;2019年，昆明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将福安村列为全市6个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创新实验村之一。2019年11月，福安村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实验村建设正式启动。项目负责人、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小云称，“将古村落打造成花巷，引客流入村，将村内闲置资产通过流转盘活，打造出新业态，从而形成乡村振兴的动力，这是城市驱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内涵。”

在福安村，“乡村CEO”的工作具体而琐碎。比如，参与古巷花巷的设计及打造，针对个别景点，提出想法，对接施工方跟进项目进度，如古民居修缮、古巷花巷微景观打造、外立面“穿衣戴帽”、灯带安装等。再比如，为调研团队讲解、接待，协调食宿，管理村集体公司的财务，运营古民居民宿。

2021年11月，村集体公司又开办了一个“归庐小院”休闲吧，由惠敏和孙章航两位CEO共同运营，主要负责咖啡、茶饮、小吃的制作和售卖，同时也代销本土农特产品。

2021年，惠敏参与了外界组织的一个“乡村CEO”培训，并撰写了“福安餐饮业发展企划书”。

她认为，福安村可以通过发展餐饮业，以“休闲吧”+“农家乐”的形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并形成示范效应，以点带面，打造周边地区的餐饮服务中心，形成规模效益。

来到福安村担任“乡村CEO”这一年多，惠敏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原来有些“社恐”的她，开始变得从容、自信。在村里的工作，一般都是朝九晚五，加班不会太多。她说：“对我来说，不会感觉到‘屈才’的，现在农村变化很大，关键还是要看个人，尤其是经历过这次疫情后，在农村生活也是一种方式。至于未来，如果公司有很好的发展，自己愿意留下来，毕竟离家近。”

到农村学会了沉淀、增长了技能

2018年，黄珂巍大学毕业后，到广州工作。在历经电动车、电商、游戏三个不同行业的工作后，2020年5月，他回到了家乡——云南省临沧市。

“2020年，新冠疫情刚暴发，自己当时还在游戏公司工作。疫情期间，游戏行业反而是向好的，但自觉在游戏公司工作意义不大。于是，我就选择回家乡，希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从2020年5月回到云南，到下乡之前，黄珂巍自称，这是属于自己的“GAP YAER”(间隔年)。在外工作的那两年时间，让他有了一些社会阅历，并攒下了一些积蓄，再加上面对疫情天灾，让他重新思考人生意义，开始对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产生浓厚兴趣。于是，他决定正式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2021年底，黄珂巍报名了由母校组织的“乡村CEO”项目，并于2022年1月去到萝卜山自然村，担任“乡村CEO”。该村位于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马台乡，自古以种植萝卜而得名。这里曾经是当地最偏远、最贫困的村寨，作为临沧本地人，他认为乡村振兴是当今时代的宏大叙事，自己应该参与其中，为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作为一名大学生到农村工作，尽管村里严重缺乏志同道合之人，但黄珂巍并不感觉“屈才”，反倒觉得自己很多地方还不如农民。

比如，哪怕是拍个短视频，都未必有村里农民拍得好——他们随便拍一下，可能都有几百个赞;再比如，如果村里面要直播带货的话，有些村民的嘴巴，就是比自己厉害。

对比城乡工作情况，黄珂巍觉得自己学会了沉淀，被动增长了很多技能，比如学会了写微信公众号，以及AU(音频编辑)、AI(图片编辑)等，“在大城市，自己也会感到焦虑，认为应该学点什么东西，然而没有学习动力，到头来一直没学，结果到农村半年都不到，就全学会了。”不过，收入就有些惨不忍睹了。他自嘲，比在广州时，“差不多少一个0”，但好在本身消费欲望不强，更适应乡村的生活状态，而且在广州也攒了一些钱。短期内，准备用积蓄在村里面做出一个产品;中长期目标，就是希望成为一个对身边人有价值的人。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农业可以成为“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在满足大学生就业需求的同时，为乡村振兴带来真正需要的人才，但在黄珂巍看来，有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不一定适合到农村工作。反倒是那些在社会闯荡过的大学生，既有一定的资源调配能力，而且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又对社会有充分了解，正是农村比较需要的人才。

到农村工作“专业对口”

要不要去农村工作，还是要看专业。毕业后，杜晨红就跟爱人北上，到北京市平谷区的农村去养鸡。她认为，自己到农村工作，主要是因为专业对口，大部分农牧企业的总部，都是在农村。

尽管有心理预期，但最初到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峪口禽业”)工作，还是被养殖环境惊到了。杜晨红称，以前一栋鸡舍可以养一万只鸡，一个养殖场有若干栋，就已经算是很大的规模了。然而，公司现在一栋鸡舍就养几万只鸡，一个园区的种鸡数量高达百万，而且应用的还都是数字化、智能化的管理模式。

在峪口禽业这三年时间，杜晨红先是到养殖环节熟悉环境，后来转岗至行政办公部门。她爱人则一直在养鸡场做疾病防控工作。

她说，在收入待遇方面，其实城乡也“没有差太多”。可能在一线大城市的收入会高一些，但农村生活成本会低一些，而且购房成本也不高。

除此以外，通勤时间也让大部分城里人艳羡不已。“开车基本上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到公司了。看看沿路风景，也算作兜风。”

对于大学生到农村工作，杜晨红认为，高素质的硕士、博士，到平谷区也能找到合适发展机会。这里不但有高科技园区，而且像峪口禽业这样的现代农业公司，每年也需要大量引进数字化、智能化方面人才。“随着农牧行业发展，企业逐渐实现现代化，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养殖场场长、兽医等职位，都需要大学生，甚至研究生。”

尤其是在当下疫情防控背景下，她认为，公司位于农村，受冲击相对影响较小。企业稳定，员工才会有更多安全感。不过，未来可能最大的缺点就是孩子教育问题。

人才缺乏是实现乡村振兴最关键的瓶颈。面对农村缺乏帮助村民策划运营、管理资源的职业经理人，以及愿意从事涉农工作的人才这一现状，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陆继霞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要想让乡村成为大学生、各种人才愿意来且留得住的地方，就需要创造吸引人才的就业条件。

比如，通过城乡村联动，推动非农就业，拓展乡村产业空间，创造更多的新业态。在云南昆明，有6个村开展了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实验，旨在以城市动能带动乡村发展，也打造了一系列新业态，引进“乡村CEO”来帮助经营乡村。

此外，还要配套完善的乡村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金融等，吸引真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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